壹、「貴婦人禮券風波」部分（2006年6月7日至6月24 日）

    今年開春以來，由於立委不斷利用免責權舉行記者會爆料，復透過電視談話性政治節目評論，往往使新聞媒體查證不易，即予渲染報導，除殃及無辜並造成多次傷害外，加以被指控當事人和檢調單位多半在事後回應和調查，就算新聞媒體更正，或到法院控告，也往往被新一波的爆料口水淹過，致產生「爆料文化」的負面效應，引起社會非議。

    由於6月間政治氛圍波譎雲詭，促使SOGO禮券案風波再掀波瀾，而坊間更傳聞有政壇人士疑似和新聞媒體串連爆料，從6月7日起幾「每日一爆」，產生所謂「貴婦人團」，雖經當事人回應否認，也分經檢調單位約談，不久又發生所謂「貴婦人第二團」的烏龍事件。而在爆料充斥期間，AGB尼爾森公司於6月20日所發表的各電視新聞台假日收視率調查，顯示6月初以來的爆料新聞報導，已使各電視台收視率，有明顯全面下滑的現象，堪為例證。

    「真實」是新聞的生命，也是新聞報導的不二法門。一旦失去「真實」，無疑是新聞媒體的致命「毒瘤」，非僅有辱社會公器的天職，也易失去社會的信賴。
    美國著名的密蘇里新聞學院教授賈奎˙巴娜金斯基（Jacqui Banaszynski），曾在2004年12月間授受新聞媒體訪問，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（CBS）名主播丹拉瑟（Dan Rather）因採用未經證實的資料，指控布希總統服兵役紀錄出錯，導致道歉辭職事件，就明白指出，此乃是違反了新聞界基本工作信條所致。也就是「要搶新聞，更要搶正確的新聞」（Get first，but get it right.）。換言之，正確第一，是新聞報導的核心價值。稍有不慎，對新聞工作者的名譽和尊嚴易遭到毀損，也必然帶來新聞媒體信賴度的戕害。

    準此觀察，台灣新聞媒體目前所流行的「爆料」式報導，已操弄到真偽莫辨，成了「有聞必錄」，為社會詬病。譬如一個SOGO禮券案，便衍生許多不同版本，還有貴夫人一團、二團的烏龍說法，其他諸如股票內線交易案、台開案、罷免倒閣案、刺馬傳聞、發票疑雲等，不一而足。類此長時間大量密集餵食未經查證屬實的資訊給閱聽大眾，自易變成視聽混淆的亂象；加上政治勢力和新聞媒體串連，推波助瀾，導致朝野的政爭不已，使國家事務停滯；復以報紙版面的「主觀建構」處理，還造成「信者恆信，不信者恆不信」的怪象，讓社會形同兩極化對立和充斥矛盾的氛圍，已嚴重違逆新聞專業和倫理的規範，猶如一場「新聞媒體的災難」。無怪美國《洛杉磯時報》會在一年半前，批評台灣新聞界：「沒有能力處理真相」（They can't handle the truth），此也正如賈奎˙巴娜金斯基教授所言：「讀你自己的報導，就像是在鏡子裏，你看不到自己，別人卻能清楚看到你」（Read your own writing，is like looking in the mirror，you can't see yourself，the way others see you.），洵令人汗顏和遺憾。

　　其實「爆料」和「揭弊」最大的不同，在前者有其特定的動機和目的，後者則是基於社會公義與新聞媒體的職責，但不論情況為何，均須經過審慎的查證和專業處理，始能符合新聞事業業求真、求善的精神。不能因具有「免責權」的特殊身分或濫用「新聞自由」關係，便可率爾報導或「編造故事情節」似的炮製新聞，畢竟新聞媒體必須遵守普世公認的「正確第一」信條，舉凡報導「只要刊登，就須負責」，乃是顛撲不破的圭杲，更是無法卸責規避的。同時，尤須遵守新聞自律和他律的法律規範。此從近年來美國發生的一些知名新聞媒體醜聞事件，所引起社會的撻伐，及閱聽率的大幅滑落，足堪為台灣新聞媒體殷鑑。

    像一般熟知的美國知名主播之一的丹拉瑟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。他在新聞界工作幾已超過半個世紀，表現優異，聲名遠播，結果卻因引述資料錯誤，未能慎重查證布希總統的服兵役的真相，造成軒然大波，幾毀掉其一世英名；當時美國的News Max新聞網站，在CBS及他個人做出道歉聲明後，還及時推出對丹拉瑟的在線調查，網友普遍地認為，他會「聲名狼藉」地離開自己的新聞職業生涯。此顯然說明了新聞報導或評述，不能因有累積起來的社會信賴和聲譽，便可恣意揮霍，一旦稍有疏失，仍難逃社會的斧鉞及諒解，媒體中人自須戒慎恐懼，疏忽不得！

    類似的醜聞例子，也曾分別發生在2003年的《紐約時報》（The New York Times）和2004年的《今日美國報》（USA Today）。前者為《紐約時報》記者傑遜˙布萊爾（Jayson Blair），因其在半年內所報導的新聞，有一半以上涉及造假、抄襲等問題，震撼全美，該報於當年5月11日刊出長達四整版的「認錯報導」，而其總編輯豪爾˙雷恩斯（Howell Reines）和副總編輯傑拉德˙博伊得（Gerald Boyd），也因此假新聞事件引咎辭職。而無獨有偶地，全美發行量第一的「《今日美國報》，於2004年亦爆出一名頗負盛名的資深記者傑克˙凱利（Jack Kelley），涉嫌造假新聞的事件，這名每年還代表該報作30多場講演的新聞工作者，隨即黯然辭職；而該報在飽受輿論抨擊之時，猶進行一項內部調查，證明確有其事，並於當年3月以兩個整版篇幅自責道歉和報導調查經過，總編輯凱倫˙尤爾根森（Karen Jurgensen）也引咎辭職。

    美國新聞媒體的兢爭壓力比台灣有過之，一樣須遵循和堅持「新聞報導，正確第一」，足證新聞事業是「毀、譽」一瞬間的嚴肅行業，每天得如履薄冰，兢兢業業地認真以赴。除了有社會的他律和法律的規範外，必須自省、自覺、自律，更必須堅守「正確第一」的新聞磐石，始能挽回公信力，來贏得社會的尊敬和信賴。美國開國元勳傑佛森（Thomas Jefferson），雖曾在1787年說過：「寧要報紙，沒有政府」的名言，但到了1807年，二任的他卻改變了看法，認為不看報者比閱報者為優，「因為腦袋空空者，較諸裝滿錯假資訊者接近真理」。顯然台灣需要有「傑佛森式」的思維，來對新聞媒體鍼砭和行動。
  
貳、「黑衣人護衛風波」部分（2006年7月21日至24日）

    今年7月10日台北地檢署偵辦「台開」內線交易案，分依違反證券交易法、刑法背信、業務侵占等罪嫌，起訴總統女婿趙建銘、第一親家趙玉柱等七人。而因涉案人趙建銘為第一家庭成員，乃備受各方矚目。

    由於當時台北地方法院裁定趙建銘以一千萬元交保，並限制出境與住居；事後為檢方不服抗告，經高等法院於17日以交保金額太低、七年以上重罪合乎羈押要件、仍有串證之虞及有逃亡疑慮等理由，決定撤銷地院原來交保裁定。

    台北地院乃於20日再次開庭審酌是否羈押趙建銘，經合議庭認為，羈押與否「和被告是否惹人非議、不得人緣無關」，趙雖有計畫赴日，但無法證明想逃亡，故無羈押必要，仍裁定交保及限制出境和住居，保釋金由一千萬元提高至一千七百萬元。

    然在20日當天趙建銘，自台北市民生東路寓所前往地院出庭及交保離去的過程中，有多名（各報前後報導有：7人、8人甚至15人的說法）身分不詳的黑衣男子陪同，包括開道和阻擋媒體，趙離開法院又再度出現，並待在車上。轄區警員曾上前盤查身分，也都配合出示證件。21日各主要日晚報均針對此「黑衣人護駕」作突出報導，至22、23日都予繪聲繪影，有的報紙且以整版大篇幅編寫，令社會側目。

    儘管律師顧立雄在20日表示，完全不知這些人的來歷，他懷疑有人刻意栽贓，污名化趙建銘，希望警方調查，而國安局也說未派隨扈保護。但連續多天的報導，卻指向與第一家庭熟識羅太太（羅施麗雲）託人找來的，又指向民生寓所的鄰居、松山區民防大隊副大隊長鄭騰燦策劃，並扯出與酒店有關的幹部，或謂是黑道成員云云，不一而足，多未有向羅太太、趙建銘查證，以訛傳訛，引起外界諸多揣測。結果23日8名黑衣人終於打破沈默，授受蘋果日報專訪，宣稱人數共8人，他們沒有前科，也與黑道無關，是受鄭騰燦好友陸建功所托約好直接前往，並未取分文，身分只是在酒店上班而已。至此，此一風波始告平息。

   儘管總統女婿趙建銘，因涉案社會觀感不好，但台灣是民主法治的國家，也是重視人權的國家，在法院未三審定讞前，列為「台開」案被告之一的趙建銘，仍有其基本人權，即便是罪犯也應對等相待。很遺憾地，新聞媒體在「黑衣人護衛」事件中，卻未查證，便在報紙版面以「主觀建構」方式處理，予以「污名化」，有欠妥當和公允。即便今天新聞媒體有其立場和商業化過度的競爭現象，然是非公道，依復有與時俱進的座標和標尺，和舉世公認的「人權」核心價值。

    從「黑衣人護衛風波」中，不難發現各主要報紙，已有所謂「小報正義」（Tabloid Justice）的傾向，舉凡能引起媒體注意和大眾快感的因素中，只要有「名人」，通常都會被大篇幅與長時間報導，像趙建銘便是明顯的例子。這種迎合市場口味的做法，自易顛覆新聞的專業的水準，連帶顛覆了新聞工作者的尊嚴和價值觀，產生了「媒體亂象」，侵蝕了社會信賴的柱石。無怪在2004年撰寫「小報正義」作者華特．戴維斯（Ｗalter A. Davis），就曾表示：「這是一種令人痛心疾首的文化模式，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。」

    像美國的「調查報導」已有百年的歷史，也有相當具體而微的做法，新聞記者須擔負類如「看門狗」（Watch Dog）的監督角色，在公共領域中剛正不阿。但台灣所見的「調查報導」，形同「狗仔作風」，恣意妄為，幾無公信力可言。

    曾任美國在台協會（ＡIT）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（Douglas Paal），於今年在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講演，題目是：「我在台灣這段時間的省思」（Some Reflections on My Time in Taiwan），便形容台灣的媒體「吵吵鬧鬧」（Rambunctions），最大的詬病是沒有「調查新聞」能力，媒體經營者也不投資和鼓勵。換言之，「快餐」和「狗仔」模式，宛如一股主流，如此追求娛樂化、商品化下來，徒然只有使民主受到傷害。而當媒體變成一種新興的權力階級後，便與新聞信條和獨立、客觀、公正的監督角色，漸行漸遠，自易破壞公共領域中的核心價值，此由台灣民主化以來，新聞媒體的表現，益發不堪聞問。

    日本過去同樣有類似台灣的情形，就是傳播造成名譽毀損或侵害隱私權的案件十分嚴重，但自2003年7月由民間團體和傳播協會合作，擴大成立「提升傳播倫理暨節目機構」，下設「傳播與人權平等權利委員會」後，透過法律和媒體自律途徑，努力改善和解決侵害人權問題，數年下來，頗有績效，值得吾人借鏡。

    美國著名的傳播學者丹尼斯．馬奎爾（Denis McQuail）曾在其著作「大眾傳播理論」（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, Sage Publications Inc.2000）中，對大眾媒體公共利益要求提出9項要件，便包括意見表達的多樣性、使公眾能獲得的資訊符合文化品質、適當地支援民主政治體系、尊重司法體系及尊重個人和普遍的人權。雖美國貴為民主大國，其新聞媒體同樣會犯錯，但他們懂得自覺、自省、自律，不致將「新聞自由」變得凌駕司法之上，而社會民間的輿論和市場制裁，更使媒體能夠「自制」。因此，如何喚回社會和新聞媒體的良知、良心，就十分重要了。